揭开“红印圆茶”的面纱

现将由云南省茶业协会承办、2004年11月24日～26日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首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与上述历史背景和生产情形相关的论文汇辑如下，供广大茶友参考。

图片南糯山茶厂一隅（郭红军2019年摄）

第一篇解放前后车（里）、佛（海）、南（峤）的点滴茶叶情况

作者：汤仁良（退休前为凤庆茶厂茶科所初制部带头人）

我于1950年5月，受思茅边防军副司令余为民命令，去西双版纳建设“小上海”。并由宁洱行政督察公署委以技师茶叶股长，到思普垦殖场着手武装接收中茶佛海茶厂、省财经委南糯山茶厂（场）、曼真茶厂。在当地政府的热情支持下，顺利完成接收任务。可惜国民党军队败走后，所有茶厂（场）可搬运的东西，荡然无存，一时无法重组生产。就责令各厂未走的外地员工1～2人保持现状（不久，中茶派唐庆阳同志接收了佛海茶厂）。我以南糯山茶厂为驻地着手恢复生产。当时，不但机器没有动力设备，200多人的垦殖人员中，只有我懂得点茶叶知识。我一面用脚踏鼓风机使一部斯里兰卡进口的烘干机可以工作，并拆掉减速装置，用人工推动两部60型揉捻机。在生产人员使用上，场领导极端重视，包括党委书记陶明、场主任秘书杨振家、唯一的高中毕业生赵晋南和一批游击队里担任过连排领导的同志汇集茶厂，于1951年，开始生产红茶，用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制成了2.5吨成品并统一样茶，送上海商检局审评。1952年初接该局报告单，评语出乎意料：“该样茶超过本年度（即1951年）英伦茶叶市场高档祁红”。我将报告亲送省农业厅厅长张天放，他看后非常高兴地说：“云南有这种宝贝。你将报告留下，我马上找省经委研究如何开发。”我在昆明等了十余天，省里拨款十万元，得到垦殖场领导同意并派行政股长孙子系协助，在昆明和去函上海购买必需仪器共十余驮回来，成立西双版纳茶叶试验场。是年8月，成立了省茶叶科学研究站。我于1952年3月调到凤庆农技站。

在西双版纳了解的一些茶叶情况：

1950年前后，在佛南的茶树均处于免耕状态，生长在香樟树和草丛中。南糯茶场到茶厂的路边竹丛里有一棵茶树要用梯子上去采摘茶叶，一次可采80市斤鲜叶。其中一棵胸径40Cm的茶树横断锯成4Cm砧状的标本（树龄竟达500年）分送全国有关茶叶的院校和研究所，从此开展了大叶种的原产地之争（过去都说印度的阿萨姆）。

当时只有国营、省营的几个茶厂生产红茶和少量绿茶，民间都生产晒青茶。藏销稳定时多数加工成心形紧压茶，否则多以散茶出售。一部分经越南河内转香港，销往南洋群岛；大部分到普洱集中，经景东运到下关加工成“关沱茶”，内销四川等地。

心形紧茶是藏销茶，供藏民制酥油茶。有时藏族茶商会长途跋涉到车佛南采购茶叶，只要他们一来，农民的茶叶（紧压散茶）一扫而光，坏茶、有夹杂物的茶都卖得出去，而且价钱也好。当时用的是国币，一个紧茶（约三市两）可卖一块钱。到西藏可卖四块钱。

茶农最困难是抗战时期，茶叶很难卖掉。据说，有一个茶商在战前买了许多沱茶运到河内，抗战爆发，运不出去，存放到抗战胜利时十余年，运到香港，消费者赞不绝口，变成的陈年普洱茶，声誉大振，发了财。

心形紧茶的做法，据介绍，先将晒青茶蒸透，用白布将蒸好的茶趋热绞成心形，去布保留裹绞时形成的尖口，然后排放在通风的竹楼上，让其自行风干。日子一长，内部就产生松花霉（民众对这种霉形象的说法。我们也没有鉴定过，但嗅着有冰片味）。

云南大叶种的后发酵，无论紧茶、关沱茶，通风是关键。我于1952年遇见祁增培同志，问起四川人最喜欢关沱茶的原因。他说：“下关风大，我们厂做成的沱茶，摆在篮子里是风吹干的。”

那时车佛南没有公路，只有山间铃响马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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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回忆到佛海茶厂经过

作者：黄方文（退休前任凤庆茶厂副厂长、凤庆县外贸局局长）

1952年3月，我们在西南茶叶公司的30余人由总公司派来的祁增培、谷应两位技师带队，由重庆出发，坐汽车到达昆明。到昆明后祁增培继续到凤庆。我们在省公司住了近一星期后，又有云南省商业贸易干部训练班学员20余人加入，一共60余人，由唐庆阳、谷应两人带队，由昆明乘火车到石屏。在石屏雇了马帮（70多匹骡马），驮运行李、药品以及恢复佛海茶厂所需的办公用品，由石屏赶到宝秀。在宝秀住了近5天，等待昆明军区派部队来护送过土匪区。在离宝秀约60华里的三台坡，部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同行的还有普洱专署工作人员10多人，普洱医院医生、护士10多人。我们茶叶公司60多人及70多匹骡马安全到达墨江，又从墨江走路到普洱。在普洱休息一星期后继续往前走，经过思茅到景洪、勐海，一路全是住马店。人员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轮流做一天饭。因当时车里、佛海、南峤（景洪、勐海、勐遮）三县是紧急战备，因此，我们只许每人带一套换洗衣服被盖进去，其他衣物全部留在小勐养，由厂内派人保管。我们历经一个月时间到达佛海茶厂。当时厂内只有5人在看守厂房及设备。我们到厂后，领导组织我们学习民族政策。一周后，人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做行政管理工作；一部分分赴车、佛、南三县重点茶区收购青毛茶；一部分会同茶科所抽调的人员组成红茶推广大队，到勐海重点产茶（保）（佛）建立红茶初制所。在6月下旬有少量红茶送交茶厂。我们去时厂内没有生产什么茶叶。1952年下半年，厂房开始修理，所收的青毛茶是调往普洱支公司再转调下关。当时昆明茶厂的军代表是王兴、杨秉奎。

图片勐海茶厂样茶展柜（郭红军2019年摄）

我们在1952年到勐海时，除机关干部及解放军外，老百姓当中基本没有汉族，全是少数民族。社会上就没有私商生产收贮茶叶卖，也从没见街上有什么紧茶、饼茶及其他花色的茶叶。街子天也只有少数民族卖点晒青茶。当地也没有地主，只有民族头人，农村寨子中的头人名称“保长”，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保长说一下，人人到齐。在1953年以后才实行和平土改。在我们离开佛海茶厂之前，厂内未生产什么紧茶、饼茶、烘青茶和其他花色的茶叶，当时只是收购少数的晒青毛茶及红毛茶。

到1953年3月，接省公司通知，肖凌声、沈可珍和我三人调顺宁茶厂工作。我们又由勐海走路到普洱，在普洱坐货车，途经景谷、景东到下关。当时这条公路正在修，车子一天也只能走40～50公里。到下关后，在下关茶厂的帮助下，我们三人由下关骑马，经巍山犀牛、鲁史、金马、新村、鸡街，于4月4日到达顺宁茶厂（凤庆茶厂）。

图片冯炎培先生与夫人（郭红军2018年摄）

第三篇下关茶厂生产七子饼茶的过程

作者：冯炎培（退休前任下关茶厂厂长）

1941年康藏茶厂成立后，生产的产品为“宝焰牌”紧茶、饼茶。1950年7月，中国茶业公司报请外贸部批准，新康藏茶厂改名为“中国茶叶公司下关茶厂”。1952年7月，省茶叶分公司通知统一使用“中茶牌”商标。同年，省公司通知下关生产侨销圆茶（产品出口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故称侨销圆茶）。当时加工方法较为原始，采用布袋蒸揉，大理石墩压制成型。每块茶先用棉纸包装，包纸是自己印刷（木刻版），中茶商标图案全为红色，每圆茶压上中茶商标。1954年起，“中茶牌”统一商标中的“中”字是红色、“茶”字是绿色。七圆为一筒，用笋叶篾丝捆扎后再装入竹篮。包装纸样几经改动，分别为：印有“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圆茶”“云南省茶叶公司圆茶”“云南省茶叶公司七子饼茶”“云南七子饼茶”的字样。从1953年开始生产至1957年，每年都生产七子饼茶产品调省公司。1957年后停止生产。1973年省公司通知恢复七子饼茶生产，产品仍调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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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后期，茶厂选用饼茶成型的原理加工出七子饼茶的铝模甑（规格尺寸和七子饼大小一样），经过蒸压成型生产出的产品，茶片正面较为平滑紧结，背面平整还有蒸汽孔，没有布袋打结的凹孔，生产量近10吨左右。由于压制较紧，自然陈化慢，未受到市场消费者的青睐，我厂就没有再生产。90年代中期，应客户的要求，我厂又生产了一批铁饼（5吨）调省公司转口销售。这批储存近20年的茶，具有它特殊的品质，再面市自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两批茶是用模具压制成型，较为紧结，我厂把它称为“铁饼”。70年代生产的七子饼茶，改石墩压制为机器压制，由于机器压制的重量大，用布袋揉制成型的茶片仍较为紧结，所以客户把我厂生产的七子饼茶称为“铁饼”。因加工工艺不同，我们生产的七子饼称为“泡饼”“铁饼”两种，这就是下关茶厂生产侨销圆茶到七子饼茶的过程。

第四篇下关茶厂生产七子饼茶的最初情况

（讲述人：杜启凤，1960—1984年先后担任下关茶厂副厂长、厂长等职；记录人：李其康；2004年10月26日）

我是1938年进康藏茶厂的，当时主要是生产心型紧茶。下关茶厂建厂吸收了包括我们原先在新康藏茶厂工作的，还有在永昌祥、宝元通、恒昌等茶厂工作过的工人进入下关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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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勐海茶厂样茶展柜（郭红军2019年摄）

1952年，厂里开始生产侨销圆茶，也就是后来我们叫的“七子饼”茶。由李廷良、李显廷他们为主来做。李显廷做茶的时间比较长，1930年左右他曾经到佛海做过茶。李显廷对茶叶的拼配比较熟。当时生产出来的七子饼茶主要调中茶公司云南省公司出口。那时压七子饼茶是这样的：用布袋揉过之后，被放到一个木枋上的圆模中，放上一块大理楚石在上面，人再站在上面压。50年代中期，下关茶厂抽调一部分工人去勐海茶厂帮助他们生产紧茶和七了饼茶。我记得第一批进去的有大井盘村的周崇邑，从邑村的有杨以义，太和村太三的王子刚。那时七子饼茶的包纸是用白棉纸包，印边是厂里自己印。张玉莲（女）就是专门印七子饼茶包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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